在雷利史考特的《异形：圣约》中，麦克法斯宾达饰演的机器人“大卫”代表著文明先进，在电影最后落幕，他要求配乐奏起德国音乐家华格纳(Wilhelm Richard Wagner)最为人知的代表作乐剧，在一声声纯粹的艺术乐音响起时，画面中显现的却是残忍的杀戮。一个精良完美的人工智慧因为有了贴近人的情感而变得富有人性，却也显露出了人性之恶。
这种文明进步的历程与人性最原始暴力的恶的落差，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千年的进化，原来人性始终都在原地不停打转？
导演史丹利库伯力克1971年的作品《发条橘子》中，这样的题旨被反复提起，电影的发展在一个未来世界，对人性及人与社会、制度有了清晰化和脉络化的呈现，而且有时候清楚到令人大开了眼界，也看见了它们之间的冲突。《发条橘子》描述的是年轻人亚历，与他的朋友四人小组，每到黄昏后，四个人喝了参入药物的白色牛奶，四处作恶多端，侵入民宅和殴打流浪老人还有飙车。这些恶行恶状直到亚历被同伙陷害，遭警方逮捕告一段落。入监服刑的亚历生活十分无聊痛苦，想提早出狱决定和政府合作采用一种疗法，让他脱胎换骨。亚历经过行为治疗的改造，只要一想作恶就会全身𫫇心，这样的改变状态使得亚历摇身一变，成了乖乖牌的模范青年。
在电影中，我们从头至尾随著主角亚历的主观视角，了解这个人喜爱贝多芬，也喜爱暴力，我们经历他脑中所谓的那些“进进出出的游戏/性与强暴”，和“暴力的恐怖秀/殴打老人或无力反抗之人”。剧中，那些恶行经由亚历的主观而美化，如同音乐的审美，也就一如历史所见，华格纳与贝多芬是纳粹德国军队被播放次数最多的作曲家，希特勒的53岁生日庆典上，演奏的曲目是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兰妮莱芬斯坦的纪录片《德意志的胜利》(Triumph des Willens)，将大场面的调度之美与辉煌都放到希特勒身上，成了杰作。
史丹利库伯力克风格化的表演、剪辑和音乐，在此也让暴力中的残酷被架空，影像成了不痛不痒的一连串画面，就如一般和谐的动作。但吊诡的是，观众会感受到强烈的荒谬与滑稽，史丹利库伯力克令残酷从暴力之中缺席，事实上更加突显了暴力的原始，引领观众见证那无形之中来自人体体内的意念，人如何被那分意念驱动著。同时，观众会熟悉那个充斥在影片中的抽象之物，并察觉周遭社会其实无力去正视或挖掘。
《发条橘子》让观众能从亚历第一人称的主观去观看，再经过史丹利库伯力克的转化，主观成了观众所见的客观，也借此陈述了人性与社会的事实不符。换句话说，史丹利库伯力克将风格化同时放在其他角色上，亚历的父母、政府的政客、实验的科学家、心理师、辅导员和受害的作家，他们皆以一种模版的姿态，围绕在亚历身旁，他们代表一种人，也代表了社会的一个面向，本质上他们试图解释、控制，甚至漠视，或向亚历复仇，但没有人能真正澈透亚历体内的意念究竟是什么。我们以乎也能从此更扩大解读的说，各种期望符合人性或权力的社会制度，从帝制、专制、民主到未来，左派或右派，似都无法解决或消除这种原始的意念。
不过，电影中仍有一个牧师坚持高喊：人的选择才是一切关键，选择让人才能为人。
人拥有的自由意志，似乎给人性留下了一盏明灯。奇怪的是，人要根据什么去使用他的自由意志做出选择呢？选善或是选恶，选择顺服或选择忤逆？它的基准究竟是什么？如果我们连基准都不知道，制定不出那把衡量的尺，对社会来说，抹除自由意志或许对社会才是一盏明灯，因为社会不想看见恶。而这似乎是这部电影最令人感到惊奇的呈现，电影留给我们的最大冲突，是可以不受时空的恒久思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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