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未曾接触过瑞典导演鲁本奥斯伦(Ruben Östlund)的作品，也不熟悉这位导演，因此在他的《抓狂美术馆》(The Square)惊喜勇夺坎城最大奖金棕榈时，那次他上台像孩子般兴奋狂喜的模样，很难不让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抓狂美术馆》这部长达2小时30分的影片也正如导演给予人的印象同样深刻，而它更多了一分直视社会中无形弥漫的、叫人坐立难安又焦虑难耐的道德两难处境。鲁本奥斯伦奉上精巧罗织的各种在社会上可能面临的尴尬时刻，使克莱斯邦饰演的剧中主角克里斯钦，连环碰上两难，如大街上听闻有人喊救命，三番两次想继续向前走，但又有股无形力量逼你回头，无形告诉你要伸出援手帮助求救者；也如同大街上不断呐喊著签名，请路人关注某议题救人一命的行动，你会挣扎要停下来，或是继续走；亦或地铁旁散落行乞的街友，你眼睛一定不会忽视，但身体会表现忽视的姿态。
鲁本奥斯伦对上述情境都刻意以缓慢而优美的镜头，捕捉这些人的一举一动，观者很快地被导演收纳入电影的情境之中，他的影像有意让人浮现熟悉的道德批判，你会很快告诉自己，那样的处境中“我该怎么做”，而那些该怎么做的背后，你可能没推敲、没想过──为什么我要这么做？因为好多怎么做的另一面，事实上相当违背人性。这似乎也是瑞典导演鲁本奥斯伦在《抓狂美术馆》后半部一场堪比《颠父人生》还要怪诞、惊异众人的猩猩艺术表演里，仿佛借由美术馆的场域、美术馆无形的尊重艺术的潜规则，询问社会大众究竟能对猩猩表演的荒诞、肆虐，能容忍到什么地步？
坎城评审团主席阿莫多瓦称赞鲁本奥斯伦的《抓狂美术馆》，是一部看见政治正确的独裁性(The film looks at the dictatorship of political correctness)，而我们也需要感谢阿莫多瓦提供的言论所带来的精确剖析，否则我不认为，我们能抓取到《抓狂美术馆》影像中的自我指涉(self reflexivity)：从电影思电影，导演藉电影唤起观众的道德焦虑，在被焦虑攫取中，事实上提问的，是观众为什么会处在这样被制约的焦虑中？如其中一幕的美术馆演讲，台上女性主持人被妥瑞氏症的听众频频打扰，女主持人显然被那些污辱性字眼挑起情绪，一阵尴尬中，她虽知道对方是不自主的，但也只能假装自己没有被干扰，让尴尬过去。鲁本奥斯伦提问了这些焦虑情境，询问我们是否都被制约了？我们都知道了该怎么做，但我们真的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显然女主持人没有与妥瑞氏症朋友相处的经验，而她的局促不安是能被理解的。不然，对许多人来说，《抓狂美术馆》就只是一部批判知识分子、社会阶级，戳破假象的得奖片，而如果只以此层面来看，《抓狂美术馆》就会显得伪善，它的批判即便在表现手法上充满新意和创意，内容上也会看起来乏善可陈，跟喜爱撷取知识然后一昧毫无道理地批判言论，站在道德制高点、恣意大放厥词，说这个可以做、那个不能做的人，显然没什么不同。
无论如何，观看《抓狂美术馆》应该很难不被导演惹毛。鲁本奥斯伦的影像何等激进，连续的编排下，你逃过上一个，但总有下一个点会激怒到你。前面你可能还随著他的讽刺笑开怀，后面突然一个点就刺到了你身上。你很难招架，因为我们从最初就陷入了他布局的自我指涉文本，而令人挫败的，是他的电影里第一层的讯息外又有另一层相反而冲突的讯息包含其中，以致电影的反思路径十分隐晦，我们被刺得精疲力尽，还得倚赖阿莫多瓦、得倚赖金棕榈奖，作为一种挖掘电影艺术性的明灯，去疏离自己与《抓狂美术馆》的距离，然后去重思鲁本奥斯伦或许想藉影片的一些传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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