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精瘦、皮肤黝黑的阿强爬著三、四层楼高的水塔，一阶一阶往上爬，马来西亚如今缺水，一般平/贫宅等不到供水的水车，阿强为了找日常用水，带幼小的妹妹四处提著空瓶想办法偷水。《分贝人生》电影最初画面是开门见山的破题──资源(水)安置在最顶层，为了生存你得突破逆境向上的爬，爬到最上层。主角阿强为日常生活找水的场景，摄影机的运动缓缓从底部向上仰，从内部望著高耸水塔的水泥钢筋结构，望著阿强的身影从底沿著阶梯爬到最高的储水处，阿强得爬到顶层才能找水，而电影最初寻水的影像，这个开头贯穿了全片。
《分贝人生》是导演陈胜吉的第一部电影长片，电影的企画在2014年金马得到创投百万首奖，剧本由陈胜吉导演与梁秀红一同编写。故事的构想来自电影的监制王礼麟，灵感则是来自村上春树最热爱的美国作家瑞佛卡蒙的一则短篇──〈一件很小、很美的事〉（A Small, Good Thing），描述母亲替准备生日的8岁男孩订了他最爱的巧克力蛋糕，男孩却在几天后的上学途中车祸进了医院，不知情的父亲在医院和家里来回折腾，不断接到蛋糕店催促的电话，以为是恶作剧。直到医院的男孩病情恶化过世，失去孩子的父母俩人想到蛋糕师傅，对师傅迁怒，到了蛋糕店，师傅见他们都饿著肚子，反而端著新鲜的面包给他们吃，说吃是一件很小、很美的事。父母因为面包太好吃而停不下，一直吃著师傅给的面包。
在《分贝人生》之中，阿强替朋友偷车把风，“工作结束”跟朋友吃著宵夜，想到替妹妹过生日。妹妹也是在蛋糕店选了一份巧克力蛋糕，却也在回程途中、阿强跟妹妹遇上了车祸。阿强的角色像瑞佛卡蒙短篇〈一件很小、很美的事〉里的父母，阿强的友人以及其他底层出手相助的人，则像能同理阿强处境的蛋糕师傅，在艰辛的底层生活与无尽的悲伤中，透露出一些温馨人情。
而人情的另一头，则是马来西亚根本的社会结构，仿佛三、四楼的水塔，僵化而干枯。在突显制度的绑手绑脚，《分贝人生》运用了许多近似义大利新写实经典导演迪西嘉( Vittorio De Sica)《单车失窃记》的架构与手法，都从寻水/寻钱，到妹妹在医院无法出来/工作的脚踏车失窃，游走街道，警方、医院任何一处单位都无法给予协助，主角在寻回遗失的路上总是不得其门而入，甚至两部作品在后半戏剧性的转折，被动、主动的置换，以及片尾的一场大雨，都给予观众醍醐灌顶之感，留下亲情情感的相互扶持，各自遥相呼应与映照。
电影的剧本在找妹妹出生证明、筹钱、砸车的多处编排，合理之中也带著底层的人生视角，每个编排都系起最初水塔寻水的表达，种种倒楣的事件不禁令人叹息，阿强的出生宛如是因也是果，如果有读书、有钱、有人脉、有个不一样的母亲，他还会作出那些冲动的选择？去砸车、闯医院、生闷气、听朋友的建议去伪造出生证明？如戏中阿强母亲一气总是称阿强“衰仔”，仿佛阿强的生让他注定遇不上好事。如果有“知识”或许命运会变不一样，但阿强的母亲跟别人的母亲都不同，家里只要出事，母亲什么主意与帮助都给不了，隔壁邻居也只会说风凉话、嚼舌根，胡乱给意见，一开口便劝阿强别给有精神疾病的母亲吃西药，改吃“中药”。而这些底层的无奈与《分贝人生》对人物的处处留白恰巧也形成“知识”缺乏与知识总是缺席的呼应──妹妹出生的暧昧、母亲过去的男人、母亲的病，都成了无法说也不知道该如何说的留白。
饰演阿强的陈泽耀诠释底层青年的无力与愤怒转换得十分自然，张艾嘉饰演的阿强母亲，在精神疾病的幻听呓语中，在病人与母亲角色变换间也拿捏动人，原先张艾嘉一出场，放在马来西牙底层的生活中，令人担心她格格不入，难免叫人出戏，但张艾嘉厉害就在她戏演到成精，过程中观众不会怀疑她是不属于那个地方或那个状态的人，但可惜角色设定上的先天限制，让她即便再揣摩传神，还是比不上一旁的陈泽耀散发的自然。
作为新锐导演的陈胜吉，第一部作品表现已十分出色，电影朴实动人，将底层人物试图力争上游与马来西亚社会结构的现实结合，娓娓道出底层到处受限的心境。最可贵的是，陈胜吉让观众打从心底晓得当阿强遇上医院要求排队、需要出生证明，以及不愿报警时，当观众觉得阿强可以做出别的行动与选择时，反而能理解到阿强竟然悲哀的只能受限做出他唯一知道的选择，一如剧中阿强在公车上向母亲说的气话，贫穷人生的二选一不是“跳下去，不然就是继续坐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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